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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俄罗斯的技术,但如果堆型不统一,设备加工这块就很难国产化,如果有统一的堆型,加工制造厂可以根据统一的技术要求来做,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但你说的兼容的问题,从技术上判断,我觉得和高铁还不一样。不同的技术用在不同的堆上,这个堆和那个堆是不同的,不像高铁是混合起来一起用的。本报记者 金煜 本报讯 (记者金煜)昨日的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向本报记者表示,此前他回复市民公开信一事,“以后会更多”。俞正声表示,上海肯定会有更多的官员开微博、与网民互动。至于他本人是否会开微博,俞正声笑答“我这儿事比较忙”。 今年2月27日,人人网出现一封名为“一名癌症晚期病人家属致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公开信”,信中署名“秦岭”的中学教师称,其父亲癌症晚期,却无医院愿意收留,只得隐瞒病情寻求救治。秦岭在信中提出了四点诉求,希望能完善癌症晚期病人的治疗环境和用药保障,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心理救治,并打击医托和高价医护用品带来的二次伤害。 此后,俞正声通过“上海发布”(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公开回复了当事人秦岭的诉求。此外,俞正声2月29日傍晚5点左右给这位市民打电话询问情况,并安排落实这位市民父亲的救治。俞正声表示,癌症晚期患者住院难的问题确实存在,是目前医疗体制缺陷造成。虽然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但患者和家属的呼声值得关注,党和政府有责任加快推动改革,争取尽早有所突破。 此前的上海代表团开放日上,俞正声称,上海对网络信息有专报制度,新闻办对于重大信息有回应机制,那位家属的诉求并不是自己从网上看见的,而是上海市舆情部门建议他回复的。 “我没有开微博。如果开微博,后面就要有一个团队专门来写,写完了还要再看,我实在没有这个精力。”俞正声昨日表示。 另外,昨天在回答记者关于“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时,俞正声表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建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 回信 秦岭同志: 看到你的公开信后,心情很沉重。谁都有父母、谁都有亲人,当眼见有养育之恩的亲人于病危之际而无力相助之时,又遭遇一些制度缺陷的伤害,心中之痛,不言自明。 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更重要的是同志们都赞成你的四点诉求,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我不能保证问题都能很快解决好,但我相信,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大家(包括医院同志们)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进。 俞正声 昨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九三学社近年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78.5%的科技人员认为项目评审结果不公正,87.7%的科技人员认为科技成果评审和评奖需要“公关”。 昨日下午,武维华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时提出,完善科技评价奖励制度,营造良好科研环境。 武维华称,长期以来,科技评价奖励制度在许多方面与科技工作的发展不相适应,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体系不够完善;二是指标不够科学;三是程序不够合理;四是科技奖励导向跑偏;五是科技人才评价制度亟待完善。 武维华说,科技体制改革首先应下决心推动科技评价奖励制度的改革,努力实现从以数量评价为主向以质量、水平、贡献以及发展前景为主,从关注短、浅、快的形式化评价向更加注重实践检验和历史性评价转变,坚持科学的人才选拔、培养和使用制度。 他建议:一、健全科技评价制度:建立独立的、真正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评价办法和指标体系。二、改革科技奖励制度:延长国家科技奖参评项目的最低完成年限,改自报奖励为推荐奖励,大幅度精简省、部级科技奖。三、认真整顿学风:加大对学风违法违纪事件的处罚力度。四、改革和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焦点 1年近3万人获科技奖 武维华指出,现在项目评审经常由执行单位或个人操作,自行提出评审专家名单并邀请、承担评审费用、撰写评审意见初稿,经常有非通航专家参与评审,评审专家往往没有足够时间审查作为评审依据的技术资料,有时评审专家做“好人”,导致评审沦为走过场,“汉芯造假”就是典型案例之一。 武维华说,目前每年仅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就有7000多项,获奖人数近3万人,一些部委未按规定取消科技奖,甚至为争夺国家奖而增加一等奖数量,领导干部搭车、牵头和权威挂帅成为常态,“跑奖”成为一种“服务”。他认为,背离初衷的科技奖励异化为某些科技成果刻意追求的目标,挫伤了在一线潜心研究的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委员发言 本报讯 (记者王姝)“政府还贷公路”摇身变为“经营性公路”,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摇钱树”……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的《收费公路制度应当改革》大会发言建议,改革现行“统贷统还”政策,凡是超过收费期限的收费站全部予以拆除。 孙继业称,我国公路目前存在四大不合理现象:收费公路过多、收费站点过密、收费标准过高、收费期限过长。由于收费公路存在上述问题,导致物流成本上升:目前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80%,其中过路费占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引发百姓不满。 “有关部门多次对收费公路进行治理,但久治不愈。究其根源,在于不少地方把公路收费视为稳定的财源。”孙继业认为,根治收费公路弊病,必须从制度层面动“手术”:取消普通公路收费、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改革“统贷统还”政策。 【收费公路四宗罪】 一、收费公路过多。我国95%的高速路、61%的一级路都是收费公路。 二、收费站点过密。据审计署公布,在被审计的18个省、市中,收费站点就达4328个,平均每个省240个。 三、收费标准过高。2010年,各省路费日均进账均超千万,19家路桥上市公司毛利率高达59%,成为最暴利的行业之一。 四、收费期限过长。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建议民间借贷阳光化、法制化。 本报记者 宋识径 摄 对话人物 齐奇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向大会提交建议,要求尽快制定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阳光化、法制化。 本报讯 (记者宋识径)今年1月18日,吴英案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当日下午,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处吴英死刑。随后,社会上关于吴英案判决的质疑持续不休,引起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吴英案二审法院——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表示,他已向大会提交建议,尽快制定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阳光化、法制化。 在这份建议中,齐奇建议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明确营利性民间借贷的性质,确认企业之间的资金调剂行为具有合法性。同时他建议,应适当提高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 正常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交织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齐奇表示,民间借贷拓展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但也存在交易隐蔽、风险不易控、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犯罪交织的情况。 据他介绍,现在中小微企业民间借贷的情况非常普遍,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多。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08477件,比2010年上升38.27%,涉案金额1143亿元。 而浙江是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2011年受理93067件,差不多占全国的15%,“这个比例很高。” 齐奇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利息不断走高,一些地方甚至以钱炒钱,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甚至为高利充当“资金掮客”。 齐奇说,企业资金链断裂或放贷人出逃躲债,容易引发连环诉讼,产生信访、上访,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不超过银行利率4倍限制已落后 齐奇说,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企业间的借款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他建议放宽限制,允许一定范围和一定条件下企业间的借款合法存在。 最高法1991年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齐奇认为,这个规定执行20多年,已与利率市场化改革不相符合,也受到各方质疑。他建议适当提高民间借贷的上限标准,或者细化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的利率标准。 记者注意到,浙江代表团有多位代表提出了关于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建议或议案。 对话 齐奇:借钱经营不属集资诈骗 浙江高院院长详解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区别,关键在于是否“占有挥霍” 浙江民企若无民间借贷会大批死掉 新京报:民间借贷属于经济领域关注的话题,你是法院院长,为何提这个建议? 齐奇:现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浙江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差不多要占全国的15%,比例很高。 新京报:你在建议中说,民间借贷风险不容易控制。为什么? 齐奇: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企业之间直接借贷,是无效的。为了规避法律,就出现了企业资金以个人名义进入民间借贷的情况。企业间的借贷行为,用个人行为隐藏起来,风险就比较大。法院审理往往很困难。 如果法律统统作无效处理,对经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如果连民间借贷的这一点供血都没有了,就可能大片大片地死掉。 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怎么判断一笔借贷是企业间的借贷还是个人之间的借贷? 齐奇:利息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个人之间的借贷是生活、消费性借贷,不是经营性、营利性的,比如咱们是朋友,我借给你30万,你还给我30万,顶多带一点点利息。 但是企业之间的借贷,利息肯定要高过银行,而企业也愿意接受,因为民营企业在银行很难贷到款。 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区别在“骗”字 新京报:你在建议中提到,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形式犯罪有交织,这怎么理解? 齐奇:由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给集资诈骗等犯罪提供了土壤,一些人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搞犯罪活动。借来的钱根本没有用于经营,根本不准备偿还,而且虚构投资经营的幌子,再用后面骗的钱抵前面的高息,越滚越大,其实始终没有用于生产经营。 新京报:法律上怎么区别正常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 齐奇:法律的评价原则是这样的,比如你撞了人,同时又扶起人。对“扶”的行为应该给予肯定评价,但是你撞人的行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是否需要进行赔偿,主要看你有没有撞,有没有致人损害。法律追究的不是你“扶”这个行为,而是“撞”这个行为。 新京报:如何理解你这个比喻呢? 齐奇:是不是属于集资诈骗,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关键在于有没有实施诈骗,而不是看形式上也是借贷这个行为。也就是筹集来的钱有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还是用来占有挥霍。 如果只是用于经营的摊子铺得太大,支付的利息又比较高,再碰到金融危机,资金链断裂了,还不出来,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叫经营亏损,法律上的出路就是依法破产,实行企业破产重组或者破产清算,而绝不是集资诈骗犯罪。 新京报:事实上,有一些老板还很担心的。 齐奇:集资诈骗和一般民间借贷是两回事,这个要搞清楚。一些媒体不负责任胡乱炒作,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慌了。其实不用担心,企业家通过民间借贷,借钱用于投资经营,不可能被硬套上集资诈骗的罪名,不属于刑罚处理,而是属于民法调整的,与集资诈骗有本质区别。 放开民间经营性借贷可遏制集资诈骗 新京报:让民间借贷阳光化、法制化,能解决什么问题? 齐奇: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给民营企业的大概不到10%。民营企业融资难,很饥渴。 另一方面,大量地下的民间资本暗流涌动。现在就是要通过立法,用抽水机把地下的“水”抽上来,灌溉地上民营实体经济的“旱田”。 现在的金融垄断,已经成为制约民营实体经济的瓶颈,我们要更新观念,金融要市场化改革,利率以后也要逐步适应市场化。 新京报:民间经营性借贷在阳光化之后,是不是可以避免集资诈骗? 齐奇:骗子从古到今永远都会存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民间经营性借贷阳光化以后,集资诈骗行为会受到有效遏制,因为规范了,阳光了,再浑水摸鱼就比较难了。 新京报:对这个建议的效果,你有什么样的预期?会遇到困难吗? 齐奇:这个建议反映的需求在浙江是比较迫切的,主流意见也比较一致。国务院正考虑在浙江温州搞金融改革试点。所以对建议的预期,我还是很乐观。 不过这背后也是一种博弈,到底是维持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金融垄断,还是搞金融市场化改革。指望在全国范围内很快落实这个建议,还是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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